宏观调控的作用高一政治必修一(宏观调控的运用)-AFT博客

针对下行压力，决策层前期已出台了多项宏观调控政策。5月23日国常会进一步宣布实施一揽子针对性强、有力有效的区间调控举措，内容涉及6方面33项措施。时隔多年后再度强调“区间调控”，表明除了稳增长，宏观调控已开始兼顾物价上升等其他潜在压力因素。此变化更加证实了当前经济运行的复杂性。区间调控思路形成于2013年，是指宏观调控要明确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，确定“下限”与“上限”，而当前宏观经济区间调控的下限无疑就是稳增长、稳就业，上限则是稳物价。鉴于当前经济运行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，稳增长难度增大，稳就业形势严峻，稳物价压力抬升，对政策效应的发挥提出更高要求，政策相应进入变化期。为此，我们结合各国在对冲疫情过程中的措施和机制，在对我国既定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机制的理解基础上，重点讨论了政策施力点、施策路径与政策预期差三个方面的变化。

但即便是微观经济主体已被视作主要政策施力点，在不同的政策安排下，政策的实际效应也是完全不同的。例如，金融支持方面，包括延期还本付息，增加低息融资支持等在内的金融支持措施，更多体现是对微观主体流动性状况的帮助，因为所有的金融支持均属于债务性融资支持，微观主体最终还是要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的，但当微观经济主体的现金流面临更大困难时，更多带来流动性改善的金融支持措施可能就无从着力了，这个时候更需要财政纾困的“兜底”。例如，财政纾困方面，发放补贴、增加失业救助以及退税等措施直接体现为微观主体现金流的改善，因为是财政资金，微观主体是无需偿还的。而同属财政纾困措施，减税、延期缴税等措施虽也会改善微观主体现金流，但这类政策是有条件的，如果微观主体的纳税税基都没了，此类政策就无从着力了。再例如，如果金融支持和财政纾困的政策对象更多是企业雇主，则政策帮助的环节无疑就是复工环节，但若企业复工与人员复产之间存在脱节，那么这类政策的效应就要打折扣，只有当复工复产同步性很强的条件下，该类政策的效应更好一些，所以当复工复产存在脱节时，政策对象直接为所有就业人员个体的话，政策效应则要好一些。

例如，同样是积极财政政策，2020年在疫情暴发初期，更多依靠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。2020年财政年支出速度快速升至财政年收入速度的1.34倍，较疫情前提高了0.1倍。为了弥补财政收支缺口，当年财政赤字规模较上年增加1万亿至3.57万亿，财政赤字率提高至3.6%以上，另外还发行了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，并增加1.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。之后伴随疫情平稳，施策路径退出超常规财政支出，财支/财收的速度比也逐渐降至1.2倍，较2020年末下降了0.14倍。

今年春节后，按照靠前发力的要求，财政加快了支出进度，财支/财收的速度比开始回升，而伴随一揽子措施退、减税思路的进一步明确，今年退税减税规模将达2.64万亿，后期财支/财收的速度比曲线将继续重返陡峭化形态，但此变化更多依靠分母的下降来实现，与2020年依靠增加分子有着明显差别。可见政策曲线形态虽然趋同，但施策路径已发生明显变化——2020年是更多通过财政支出乘数效应来对冲疫情冲击，今年则更多通过税收乘数效应来实现区间调控，相应必将带来政策效应释放的巨大差异。

图2：积极财政政策的施策路径变化

图3：货币政策的施策路径变化

每当经济运行面临较大起伏和波动时，市场预期就更容易发散，相应市场的政策诉求也就越多，与此同时，由于政策从出台到发挥效应存有时滞，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政策预期差的局面，即市场总感觉政策不及预期。自去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财政、货币等宏观政策要靠前发力之后，政策部门多次与市场沟通表示会全力落实决策层要求，但从市场表现来看，市场始终觉得政策力度不够。

例如，今年以来，物价保持平稳且市场流动性极为充裕，但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却未见下行，而是多数时间稳定在2.8%左右，同期A股也持续低迷，上证综指一度跌破3000点，最低触及2863.65，这些市场情况反映出市场与政策之间存在不小的预期差。

但是，若观察财政存款6个月滚动支出规模与信贷6个月滚动投放规模的变化情况，截至4月末，两个指标均已超过了2020年4月水平，显示当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绝对政策力度已与2020年同期超预期对冲疫情时大体相当。不过当前政策的边际变化幅度确实要弱于2020年同期，表现为图4中蓝色曲线的斜率要低于红色曲线的斜率，由此市场之所以感觉政策还不够靠前，也实属有因，但仅此尚不能导致较大的政策预期差。

图4：信贷和财政库底资金投放速度的变化情况